博物馆不仅是文化和历史的守护者，还是教育的重要阵地。

在一座艺术博物馆中， 究竟是文字说明比展品更重要， 还是展品比文字说明更重要？ 精美的艺术博物馆究竟是一个教育机构还是一个艺术机构？

或者说，艺术博物馆为知识，还是审美，亦或是一种氛围？

2025年7月19日，“高山鸣泉：华茂典藏三十五周年油画与雕塑精品展”在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作为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建馆迄今最重磅典藏展览，以华茂集团三十五年的艺术收藏历程为线索，集中呈现一百余件典藏油画与雕塑精品，全面展示华茂以美育为收藏导向的实践成果，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参考与启示。

博物馆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早期仅是欧洲权贵们储存收藏品的场所。18世纪末，随着欧洲移民涌入美洲，博物馆也在美洲大陆兴起，并随着数量与类型的丰富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责任。但彼时博物馆还仅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而不是创造知识的场所。

“它们首先是仓库， 其次是工厂， 最后才是人民的大学。”

20世纪初，很多博物馆工作者开始重新思考博物馆与教育的关系——博物馆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机构？博物馆与学校教育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在这个博物馆教育功能逐渐形成和不断演变的关键时期中，博物馆从“以藏品为中心”走向“以公众服务为中心”，从聚焦“博物馆内教育”扩展到探索“博物馆外教育”，其身份也从“默默无闻的教育场所”转型为获得“政府认可的教育机构”。同时，博物馆教育的两大核心共性日益明确——“知识的提升与传播”以及“为人们带来愉悦”——前者直指教育的本质，而后者则精准定位并总结了博物馆这一特殊教育空间的魅力所在。

正是这种以公众为核心、注重体验与联结的教育理念的成熟，为博物馆发挥艺术教育功能铺平了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打破学科壁垒、注重综合素养和个性化培育的大艺术教育观也正成为时代趋势。

蔡元培认为，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陶养人的感情，认识美丑，培养高尚的兴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艺术从来不是艺术本身，而是整个人生观。而在数字时代，艺术与艺术教育再度发生了变化——它们既面临着内部形式与内容的扩张；同时，它们在外部也面临着时代语境与社会分工的结构性变化。此时的艺术与教育都急需迎接来自时代的发问与重组：人们如何面对如今这样一个庞大、灵活与日益互联的世界？

艺术何为？教育何为？博物馆又何为？

这是周易中唯一与教育有关的卦象，这里有着中国乃至世界首个以“艺术教育”为主题的博物馆。

而当高山之泉宣泄而下，蒸腾起的水雾，则是本雅明所言说的灵光。

弥漫在整个华茂教育艺术博物馆“高山鸣泉：华茂典藏三十五周年油画与雕塑精品展”现场的灵光。

两年的策划，半年的实施与设计，整整一个月的布展周期。

一个竹筐，几只昂扬的公鸡，开启了这场贯穿整个艺术博物馆的展览。

于2020年开馆的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拥有5000余件馆藏，汇聚了自元、明、清以来中国书画精品，15-20世纪欧洲油画大师佳作和当代中国杰出油画作品，以及800余件上世纪30-90年代中国版画佳作等。

虽然本次展览贯穿了博物馆整整三层的空间，但并没有完全以一种板块式的方式进行呈现，也不完全以价格论高低，而是试图带来一场充满情绪价值的“沉浸”式体验。作为徐钰程第一次全程负责的策展实践，他更加看重观众在展厅中实实在在的感受和体验，以故事的讲述逻辑构建起空间、观念与感官深度互文。

如何让观众不仅仅是走马观花地看作品亦或只是僵硬地与作品相对不明觉厉，而是能够感同身受，与艺术作品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徐钰程希望这场展览能够赋予观众情绪价值，而对于他自己来说，这场展览同样也需要满足他自己的情绪价值。 这位在纽约大学拥有计算机、经济和艺术三学位的00后，博士虽然选择了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但却依然着迷于艺术的收藏和教育。自小遍游欧美，他曾在雷诺阿的《康达维斯小姐的画像》（又名《小艾琳》）前驻足流泪，也曾着迷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的儿童导览手册和宝可梦联名的创意，每每在博物馆留恋至夜晚，漫天的星空更让他心潮澎湃。每一场艺术的邂逅，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徐钰程将这次展览视为交给自己、家族以及家乡“父老乡亲们”关于艺术与美育的答卷，这也是他给予自己的情绪价值。在这份答卷中，我们没有看到挂名的行活儿，也没有僵硬的模仿和赤裸的展示。展览同时包含了华茂集团收藏的当代艺术作品，但并没有被难以估量价值的大师作品所淹没，甚至作品本身的价格和价值已经远非唯一的焦点——那些关于作品的故事、感受、细腻的情感体验，才是展览中永远弥漫的灵光之泉。

浸润在这股灵光之泉中，我们看到了学校与博物馆的联动；看到了中国艺术家如何从学习西方的创作方式到融合创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与风格；看到了本土收藏家与企业如何通过收藏与资助，推动艺术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结合；看到了一堂面向全民的全新美术课；更看到了中华民族在现当代中不断探索的迷惘、摇摆、进取与创造。这种精神通过视觉画面直观地展现，成为了一种跨越时代、文化与语言的力量。

本次展览通过百余件大师作品，勾勒出一条连接历史与现今的艺术脉络。但这并非仅仅是一场“大师展”，它更深入地反映了艺术创作中的文化交融过程以及在文化艺术背后的“中国精神”——我们看到了一代代中国艺术家如何从学习西方创作方式到融合创新，开创出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语言和风格；也看到了这些艺术作品背后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它们在艺术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其中，西方油画作品涵盖了巴洛克画派、巴比松画派、印象派、俄罗斯现实主义及18至19世纪的英国宫廷肖像画等多个艺术流派。这些作品创作时间横跨近五个世纪，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起，为欧洲不同时期、地域与风格油画的发展提供了全面的呈现。

这些作品横亘古今，在历史中熠熠发光。它们是许多近现代中国艺术家在油画领域喝到的“第一口奶”，对油画的学习和传入也为中国传统绘画缺乏主题性创作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不过也随之给中国文化艺术的主体性带来了全面的冲击。

随着历史脉络的推进，观者见证了留学艺术家们从西方学艺归来的重要影响。李铁夫、徐悲鸿、刘海粟和颜文樑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体现了中国艺术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与发展。如徐悲鸿，他以“尽精微、致广大”的校训，塑造了中央美院发展的基石。其作品《晋祠圣母殿》既是对真实景观的忠实再现，也体现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技法相结合的思考。

在展厅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视点是靳尚谊《老桥东望》与雷诺阿《玛德琳肖像》的并置。前者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的里程碑。这幅画作以西方古典油画技法展现了对意大利社会的观察与反思，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靳尚谊通过融合传统与现代，展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突显了艺术的多元性与开放性；后者则体现了创作时期东方艺术在线条及色彩等方面对印象派画家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以展厅的内部空间现场来看，靳尚谊的《老桥东望》被放置在左边，即画面人物恰是从“西”向“东”而看；而雷诺阿《玛德琳肖像》中的人物则是面朝左方，视线自“东”向“西”。两者相对，这种布局在无形中象征着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凝视与学习，是对文化互鉴的一种具像化表达。

我们需要的是中国梵高，还是宁波的沙耆？这是系统性的问题，反映了话语权的争夺与尴尬。而中青代艺术家所共同构建的中国当代艺术版图，呈现出艺术创作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些艺术家在继承与创新中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转型中的文化认同。

而在某种意义上，程丛林的《华工船》构成了现实的隐喻。中华民族正是始终在全球浪潮的起伏中所经历的沉重与坚韧，映射了我们在历史进程中的挣扎与探索。我们的艺术不正是如此，我们的生活不亦是如此？

中国百年油画在时代深沉的脉搏中流淌，这种坚韧始终贯穿于本次展览中，启发着一代代人对过往的真实认知和对未来的反思。此次展览中的艺术作品，既展示了中华民族在现当代艺术中的探索与进取，也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一次次的突破与重塑，是个体精神的觉醒与多元文化的激荡，是不同文化之间碰撞、融合与重构——这个过程有血有泪，有欢歌也有痛苦。但同时，它也因此构建出一个愈发开放、丰富与鲜活的艺术世界。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借鉴的基础，强调了艺术在跨越时代、文化与语言的力量，通过视觉画面直观展现出不屈与创新精神。

“我年少的时代，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扫‘文盲’。在早已完成了扫‘文盲’的今天，教育的重任还应该是刻不容缓地扫‘美盲’，要让无形的美育，变成一种信仰，一种时代的追求。”

19世纪末，生物学家、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提出“学校博物馆”的概念，旨在通过收藏教学用具促进教育。

对于华茂来说，学校和博物馆的联动早已有之。事实上，在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建立之前，华茂集团已经在华茂校园内开设了美术馆。这家美术馆长期开放，展示了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和教育资源。如今，从王澍设计的首座美术馆到西扎打造的艺术教育博物馆，再到即将启动的由伊东丰雄设计的图书馆，华茂致力于将艺术教育融入日常生活，打造了全方位的教育空间。

在这次“高山鸣泉：华茂典藏三十五周年油画与雕塑精品展”中，展览空间就不仅仅是静态的艺术展示，而是一个充满教育性和互动性的艺术教育场所。在这里，那些竹编物件是教具，珍贵的教科书插图是教具，古今中外的大师艺术作品更是教具。

那些印在课文间的图画，是千万学童与绘画艺术的初次相遇。这些插图并非文字的附庸，而是独立的美学启蒙——这也再一次唤起关于博物馆“教育性”和“艺术性”的讨论，知识亦或审美？展示亦或说明？

此时仿旧的美术教室只是一个朴实又充满生机的缩影。

这是一堂全新的美术课。这堂美术课更加真实，它不仅仅是作品的陈列，更是一场全面的艺术教育体验。策展人和展览团队将整个展览空间转化为教育的载体，让观众通过参与和互动，进入一个充满创意和启发的艺术课堂。艺术教育不再是死记硬背的“知识课”，也不仅仅是为了考试的技能训练，而是通过真正的艺术体验，培养对美的感知与理解。

展览的设计尤其注重降低摆放的作品高度，特别为儿童观众设计，让他们能够近距离接触艺术，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同时，博物馆通过举办“美育工作坊”和“小小导览员”等活动，让孩子们在参与中学习，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观展模式，变成了一个沉浸式的学习空间。

在展厅四楼，展出了由华茂集团收藏的几件当代艺术作品。其中，欧阳春的《创世纪》尤为特别。这件作品采用了独特的创作手法，打破了传统的绘画技巧，通过真实与虚构间的图示创造了一种回归内心、返璞归真的艺术语言。他的创作中，事物似乎朴素、简单，却充满了对美的本质追求。这种简单的表现方式与孩子们创作的作品有着惊人的共鸣。

在《创世纪》的背面，博物馆联合华茂教育在展览筹备期间启动了“我们的新世纪”艺术共创项目，将儿童的个性化表达融入当代展陈叙事，提供观众全新的艺术视角。孩子们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天真无邪的想象力，创作出一幅幅充满童真与创造力的作品。无论是大胆使用鲜艳的色彩搭配，创造出形态各异的交通工具和奇幻世界，突破了色彩理论和传统艺术的束缚；还是将日常生活中的材料如黏土、废纸、纽扣等变成了艺术创作的工具，都展现了艺术创作最本真的“玩”的属性，打破了“专业材料”的界限，证明了艺术创作不仅仅是技术堆砌，更是创意与想象力的释放。

同样出生于浙江省的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散文家和书法家金耀基就曾在接受“凤凰艺术”专访时说过，中国的教育要发挥软实力，就是对于艺术教育的不断发展。现代教育在科学求真之外，还要追寻真正求善求美的知识。

这些作品不仅是简单的图画，它们蕴含着孩子们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也展示了艺术教育如何在孩子们的创作中找到真正的表达与共鸣。同时，这件作品也在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艺术，永远扎根于真诚的表达——不管创作者是孩童还是大师。而学校、博物馆和艺术作品，更是三位一体式地相互融合，共同承担起传递美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这种联动，艺术教育不仅能塑造个体的审美能力，还能促进社会对艺术的整体认知和提升，真正实现“以美育人”的目标。

收藏为了教育，华茂走出企业艺术收藏新路子

1939年，美国的IBM集团开始以企业的名义收藏艺术品。1959年，摩根大通购买了20件艺术品用于装饰其在公园大道的办公室，开启了它的艺术收藏之路。这两家公司开了全球企业艺术收藏的先河，企业收藏逐渐成为艺术收藏的重要参与力量。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有企业涉足艺术品收藏，中国民营美术馆也渐渐开始出现。徐万茂的艺术收藏之路也从那时开始，其收藏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由亚明和秦剑铭合作的《北戴河》。

一般而言，企业收藏的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负责人的个人收藏爱好形成规模后，变成企业的收藏行为；第二阶段是企业收藏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一定的积累和水平之后，企业收藏会与企业开展的主营业务方向产生某种关联；第三阶段，是借助企业收藏推动企业收藏制度的建设、艺术教育的发展，这时的企业收藏就不仅仅只是一个企业的自身行为，而是赋予了企业收藏更多的社会责任。

不过，与许多企业收藏不同，华茂从90年代末期华茂集团开始办学时便将收藏的艺术品开放给学生们参观，并明确了收藏的初心与使命：“收藏为了教育，建馆旨在育人”。而在随后的几十年收藏历程中，华茂也在教育和展示之外不断地进行学术研究。

展览的深度与独特性，根本在于坚实的学术支撑，收藏更是如此。从个人收藏到机构性收藏的转变，再到从一言堂到理事会的组织模式，使华茂的收藏走上了一条更加开放与合作的道路。

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副馆长宋新新曾指出，华茂的收藏体系建立在对中国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学术支撑上，都是构建一个系统性师承脉络的重要环节。

同时，华茂艺术博物馆作为知识与文化的传播者，持续深耕艺术史，实现由简单的“文化搬运”至真正传承与创新的变革。例如，策展人曾带队前往现场考察徐悲鸿所画的古建筑，解开了关于其描绘对象的谜团，从原本大家认为是孔庙的认知中，发现其实是山西的晋祠圣母殿。而在吴冠中的《彩面朝天》中，研究团队更是在画面的角落中发现了一根毛发。这种积极的学术探索体现了“收藏为了教育”的理念。同时，华茂也在对圣母画的修复中不断努力达到“修旧如旧”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不仅仅是收藏者，是文化传播和艺术教育的推动者，更是艺术的研究者。

伟大的地方更需要艺术，这是华茂为未来种下的一颗心灵种子

美国著名的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有一句名言：“要创建伟大的公司需要使用艺术”。

如今，华茂集团已经在外贸、金融、高科技、新能源以及材料等领域全面发展的实业巨头。当徐家三代人回首来时路，教育和艺术却依旧是这个复合集团的“根”。

一个伟大的地方更需要艺术。

几十年以来，中国从一个文盲大国到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从一个教育弱国到一个教育大国。在积弱中航行，如海燕般破浪展翅，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需要迎接的风浪，新的挑战总会不断浮现而出，等待着新的时代破题者出现。尤其是近些年美术馆的频频落幕，也促使着我们重新反思美术馆、艺术博物馆和类似的文化机构对当地乃至一个国家的价值与作用。

文章开篇艺术博物馆究竟是“艺术性博物馆”还是“教育性博物馆”的问题如今已不再那么重要。在当代，艺术博物馆不仅仅是艺术与生活方式的结合体，它已然成为教育、体验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核心合作伙伴——这种非正式学习不仅仅是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传统教育场所，也包括社交媒体平台、在线论坛等虚拟空间，正成为人们获取知识和经验的重要途径。

在华茂发展的过程中，曾有质疑声指出，宁波东钱湖的地理位置并非商业开发的热门区域，投资教育与文化项目似乎也不如商业或地产开发划算。不过，虽然企业的生存依赖于盈利的“造血”能力——这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但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的运营逻辑，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考虑，更多的是在思考如何为宁波这座城市留下属于华茂的文化印记和精神遗产，是其“以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核心理念的生动实践。

尤为可贵的是，华茂投入大量精力与资源，旨在塑造这片区域的文化生态——即徐钰程口中的“父老乡亲们”——其核心动力来自于对未来的深远担当：即使华茂因任何缘由不再存续，这些艺术项目、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依旧会作为华茂艺术教育事业的象征永远留存，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向未来证明华茂曾在此用心耕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烙印。

2021年，“华茂美堉奖”设立。去年，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获批二级博物馆称号，“小小导览员成长计划”荣获文旅部优秀公共教育项目，至今年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M+1美育浸润计划”再次入围文旅部优秀公共教育提名......种种成就不仅是对华茂过去贡献的延续，更是对“三大育”理念——大教育“使命感”、大艺术“精气神”、大美育“真善美”的深刻实践。

"三大育"的核心在于唤醒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感知力，它并非培养职业艺术家，而是教会人们以眼睛真正"看"一朵花的姿态，用耳朵"听"风的韵律，用心体察生活细微之美。它通过审美体验重燃对生活的热忱，让人于平凡中发现诗意。同时，大艺术教育也绝非西方模式的移植，而是在全球视野下深耕本土文化沃土。年轻人通过对于艺术的感受和学习，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认同与自信，成为赓续文脉、激发创新的生力军。

在物质丰盈之后，如何安顿我们的精神？如何找回生命的完整与意义？

它不仅仅是多开几门艺术课，而是为我们自己，也为未来，种下一颗追求真善美的心灵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