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宁波东钱湖午后，随着一层薄云恰到好处地遮蔽住渐盛的日头，空气里的燠热慢慢散去，聚在水边等待的人群得以从一度的焦躁中解脱，并在温柔的风中再次获得惬意的耐心，正是在此时，一艘船静静出现在水面之上，以一种摇摆但同时坚定的节奏缓慢靠岸。

由这一颇有巧思的开场，宁波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主导的展览《夜航船：徐冰和他的学生们》（以下简称“夜航船”）宣告了它的启动。

艺术家徐冰在开幕式上笑言，策展人段少锋对展览的最大贡献就是“夜航船”这个名字。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从史料与典籍汪洋中打捞出的展览主题，的确为这场展览注入了一种灵魂的诗意，而我们有理由猜想，将一场师生展命名为“夜航船”，其用意也绝不止于对一个浪漫、有趣概念的挪用和占有，这取自明末清初文史学家张岱同名作品的三个字，更像是以一种欣然的乐观，彰显着参与者们对某种艺术教育理想的向往和趋近。

“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张岱在其著作《夜航船》序言中所指，便是水乡漫长苦旅中，行客们围坐船舱彻夜闲谈打发辰光，漫漫长夜里，那些天文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鬼神怪异，便被张岱收录入《夜航船》一书，形成125个小类、4000多个条目，换算到今天，大概是一本百科全书，或者一个知识分享社区。从这个角度，徐冰说“夜航船”就是今天的“小红书”，此话亦不假：夜色里缓行的小船，船舱里或坐或卧的行客，不必问彼此身份、来路，只需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信息在众人中自然完成流转，所达成的正是某种卸下俗世所累的平等和纯粹……

而作为一场展览，“夜航船”展现出的，正是试图还原、复现这一知识流动盛宴的决心。尽管在题目上，我们提取出的仍旧是存在于中心地带的老师和他作为群像出现的学生们，但恐怕在这一环节，组织者们考虑更多的是传播效果上的聚焦和放大。而在进入展览之后，你能从作品选用和展陈设计上，读取出策展团队反向而为的努力：通过对师、生作品的错落与并置，对作品数量和空间分配上的平衡，来消弭师生界限，弱化身份和地位差。这种考量，最终让我们所看到的现场，脱离了一场师生展的窠臼，徐冰的七件作品散落在博物馆中庭和各展厅空间之中，既避免了形成众星捧月的围拢之势，又在许多子空间内加强了师、生作品之间的自然对照和呼应。

事实上，在真正看到这场展览之前，我的心里一度为“夜航船”的命名捏了把汗，它在愿景上的理想和大胆，同时也预示着某种危险性——对艺术教育的鲜明表态，无疑给潜在的批评者们提供着依据：毕竟过去那么多年，我们所目睹的今日艺术教育系统所默认和培育的师生关系，多数正是夜航船的反面。老师和学生、大艺术家和年轻创作者，彼此之间既无法平等，也不能共享，甚至谈不上任何有效的交流，其群体内部的身份和权力差异如同一堵渐渐拱起的高墙，在监管氛围加持下愈发疑虑重重，也愈发坚不可摧。

于是，我们时代的师生关系，走向的正是每一种可能性的极端：或者呈现出形同陌路的疏离，或者陷入令人窒息的剥削与控制，或者笼罩在大师的阴影下寸草不生……也正因此，我们陷入的是一种想象力贫瘠带来的悲剧：在如此稀薄的多样性之中，徐冰和他的学生们能为我们提供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师生关系范式，以及这种范式背后，又能在我们的艺术教育系统之中撬动出怎样的缝隙？

也正是在展览现场的反复走动中，徐冰师生作品之间面貌的异质性赋予我某种希望感。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置身教育现场的徐冰至少没有批量“制造”出与自身大同小异的模仿者和跟随者，恰恰相反的是，25位硕博生作品中不仅有着逃逸师承阴影的自觉，同时也兼具着题材、媒介、语言和创作观念上不同于彼此的多样和丰富，这种异质性一方面凸显着个体在创作思路上的主体性——将自己而非他人作为坐标，并在这条路上保持相对的高度专注——另一方面也提示着一种一致的开放：有对徐冰创作观中开放的承袭，亦有在承袭中所发展出的自观与自处能力。

这种异质性同时也让我感到好奇，那么多成功的大艺术家教出的学生都免不了越来越像自己，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无法克服的诱惑和难以越过的障碍，开幕当天的交谈里，我把问题抛给徐冰：“在某些时刻，你是否感受到过这样具体的诱惑和困难，又如何渡过它？”

徐冰给出了比我的问题更向前一步的回答。在硕博生的招考中，他的确面对过学生递交出同样以文字作为符号语言的作品，但内心下意识升起一种“这个学生是否在讨好我”的怀疑之后，徐冰暂且搁置了这一想法，他抱持着对年轻人的相信决定再等等看，后来，这些学生都在不断学习和创作中呈现出对某种“风格”和固定程式的远离甚至是反叛。例如这次展览中，学生冉修就提交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作品，或者说，他以“无作品”/不算作品的作品（一张挂在墙上的二维码图片链接到写给徐冰的一封信），开启了“一个不创作任何作品，却持续参加展览的长期艺术项目”。在这封写给徐冰的信里，冉修表达了自己长期以来对“艺术家必须通过语言或媒介的创新在既有艺术系统中寻找坑位”的审视与反思，并以创作行动表达了对这一必须性的反叛。“未来一个好的艺术家，一定是针对艺术系统做点什么，而不是在现有框架中按照艺术系统的要求生产作品，”他说。

而正是从冉修的作品出发，我在25位学生作品中看到另一种共通，那就是他们都在各自的艺术道路中面对和处理着（而非逃避和投降着）同一课题，即如何“从作为徐冰学生的自己，走向作为艺术家的自己”。

但在视觉层面，不断走向新自我的年轻群体，与拥有了某种稳定性的师长之间，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种直接观感上的断裂，面对这种过度的难以集中和难以归纳，那些希望能从作品表达层面寻找徐冰及其学生之间在符号、语言或者观念上的隐含联系与线索的人，可能会陷入一种失望：如果教育所传承的只是一种模糊的、说不清楚的甚至无形的概念，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对艺术教育的评定也无法形成一种可泛化或执行的标准？

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徐冰曾与我说起自己的一个观点：做老师，话一定不能多，更不能沉醉在对自我的讲述和表达中，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关键时刻，你也要清晰地知道，自己必须要讲出那句话，那句被学生所需要着的、至关重要的话。

这次宁波之行与徐冰学生们的闲聊中，以上讲述得到印证，他们告诉我，徐冰的教学常常是随时随地、润物无声的，会发生在与学生的不间断聚餐、展览或者单独约见中，此外，博士一年正式授课约为四次，每次课大概从傍晚持续到深夜，但其间徐冰极少说到自己，甚至也很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者建议），他更擅长做的，是围绕学生的作品和当下创作，抛出一个个问题，在课堂中形成一种交互和碰撞的氛围，让学生在交流和自辩中不断获得新的视角，同时也会在一些不经意的时刻，他抛出一两句话，这话初听也许觉得平淡甚至不可捉摸，但往往会在后续思考和创作中带来久远影响。

同样在这个问题上给我启发的，还有徐冰学生们在走出课堂后的人生经历。有趣的是，在对25位硕博生当前职业身份的梳理中，我发现，正如当代年轻艺术家们普遍需要考虑现实生存问题，徐冰的学生们也不例外，能全职从事艺术创作的算相对幸运。他们中的多数，尤其是那些在时间上相对晚近的毕业生们，往往或妥协或主动地在艺术家身份之外选择另一更加稳固和安全的职业身份来获取一些保障，最普遍的出路是进高校当老师，也有更少数的试水者，那就是直接回到艺术教育的上上游，扎根在儿童青少年艺术教育这片尚未得到充分关照因而略显荒蛮的田野。

这意味着，在艺术教育的其他现场，这批徐冰的学生们纷纷成为了老师，获得了面对属于自己的学生群体的机遇与考验，那些从徐冰课堂中获取的经验、推进的思考、展开的辩论甚至无从解答的疑惑，得以经由他们的目光、语言和方法，形成更大的涟漪，到达更远的距离——一如徐冰在面对自己学生之前的那么多年里，也曾作为学生得到些什么、拒绝些什么、警惕些什么。

这种个体身份在艺术教育系统中的不断流动和转变，让我得以窥见艺术教育在结果上相对丰富的表达面相，和更富生机的讨论空间。例如在这次展览中，投身儿童青少年艺术教育的罗婧，与自己的学生共同以“罗婧艺术小组”提交数件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对“徐冰弟子及再传弟子”关系的审视、对太空艺术的思考、对当下人类问题的批判——既代表那些未来可能成为艺术家的ta们向当代艺术提问，也让那些已经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看到后来者的无畏。

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也在这个过程里渐渐浮现：能作为徐冰“再传弟子”出现在这场展览中的未来艺术家们，其履历不约而同呈现出某些趋同性，例如他们大多拥有国际视野和多元教育经历，小小年纪便开始了对哲学、艺术和未来课题的系统关注甚至研究，这种背景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艺术道路尝试互为助力，但同时也向我们提示着一种焦虑，那就是艺术教育的未来是否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某种精英化？

带着这个问题，我与站在这场展览背后的另一位年轻人，华茂集团董事长助理、艺术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徐钰程有了一次简短的聊天，他没有回避我提出的问题，而是以一个参与到艺术教育内部、对艺术教育上/下游皆有关注的实践者身份，给出了务实的见解。他谈到过去多年里，华茂教育集团同时在其本土教育和国际教育两条系统中以一种力度层面的平等和资源层面的公正所推行的一系列美育行动，例如开设美育课程、无门槛开放拥有5000多件藏品的华茂美术馆，再例如设立致力于培养美育志向和美育素质人才的奖学金……而在这些行动背后，是华茂集团三代传承背后的深厚美育观念累积，以及徐钰程作为接受过艺术教育的年轻一代从自身出发所进行的观察、思考以及理念和行动更新。

在后来和徐冰的聊天里，他亦以一向的坦然回应了我的这份焦虑：我们无法无限延长艺术的触角，比起不考虑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情况而一味追求影响更多人，也许眼下迫切需要做的，正是让真正的艺术教育观念先抵达能够触及的个体，在一部分有判断力和接受力的人之间展开教育的实验——并非是教会他们某种技法、拿出一件惟妙惟肖的作品，而是让他们在沉浸艺术的过程里逐渐趋近于艺术到底是什么、可以做什么的观念本质。尽管关于艺术到底是什么，徐冰自己始终也未曾得出答案。

或者，这场展览的目的，也并非给出答案，（毕竟，靠一场师生展解决艺术教育中那些沉疴与积弊本身无异于一次空想），而是拓展我们疑问的边界、加深我们疑问的基底，甚至只是对我们已有的疑问进行了再度的指认。很多时候，身在系统之内的人，仅仅表达出对系统的“迟疑”乃至“不同意”，就已经带来了某种松动，和指向未知的某种可能。

而正因此，即使在今天的语境里，我们也无法轻松地说出那句“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一场师生展”，事实上，我们不需要的仅仅只是那些陈腐的、对既有艺术教育权力再度进行附庸和加固的所谓“师生展”，反过来说，无论任何时候，一场能够看到艺术教育中那些顽疾并试图提出问题的展览，都因勇气和稀有而被期待和呼唤着。

所以，由“夜航船”展览出发，我也因此会好奇，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在2025年全新开启的“艺术家和他的学生们”系列展览未来会有怎样的后续。尽管徐钰程告诉我，该系列下一场展览因博物馆两年内排期已满而尚未有更详尽的计划，但他同时相信这个系列会在见步行步中确立更明确方向。此外，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副馆长宋新新也坦言，正是在对“夜航船”展览的执行过程中，她发现在当下做一场师生展是更难的，但这种难，也让她看到其价值和意义：在对当代艺术领域师承脉络与知识生产复杂机制的梳理中，中国艺术生态的代际演变与多维图景也许会自然浮现，而在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提供一种或者多个可供参考的实践样本外，关于艺术教育的探讨，也可能得以越过“艺术可教”与“艺术不可教”的表象，走向更广袤和更真实的地带。